今天突然再翻到一遍了，此时看来感触颇深，拿出来共享～
（本文写得比较温和，本来有些语句不应如此，无奈论文要上缴而不得已）
在流浪中寻根
——假如我是人类学家
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成员之一的藏族的一员，本人在长期的学习生活中已经习惯于将很多社会学人类学的命题的思考与本民族相关联，欲尽绵薄之力而有用于日益衰败的本族文化，以反省，以记录，以警醒后人。流浪造就了我，我自然有深深的寻根情节，而根在何处？如何寻根？则变成我关于我自己的人类学的一个最大的命题！ 此为题记
藏族作家阿来说过：“从童年开始，我们就注定在两种语言之间，两种文化之间双重流浪。”虽然在他的那篇原作中，这是指位于汉藏地域边界的阿坝自治州的情况。然而以此话反观我自己，情况却也是惊人地相似！
我出生在拉萨，幼儿园和小学都是在拉萨读的，自从我6岁踏进教育系统的门槛，我便开始接受了双语的教学，即汉藏双语。12岁那年我参加小学汇考，成绩好的学生就被送到内地西藏班读书，我是其中之一。然而，这么小的年纪到了内地，身边没有父母，老师便成了监护人。平时在学校里，除了每周两节的藏语基础课，我们接受的是完全的汉语授课，然而私下我们说的全都是藏语。初中毕业，我们的民族语言------藏语的教授便被中止了，我自此没有上过藏语课程。高中，我是在xx省的xx市读的，与初中内地西藏班的情况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当时的班上就我一个藏族也是唯一的少数民族，因而我平时的藏语交流时间亦被大范围的缩减，除了我自己和家里打电话以外，日常生活里的藏语便消失了。如今我在xx的大学读书，我和在学校里面的每一个汉族学生看起来没有任何的不同。
我在流浪。是的，从十二岁的远离，从边疆到沿海，从南方到北方。我反反复复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流浪着。我的灵魂日夜守望着家乡，而我的身体却在四处漂泊。
或许，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不正是在反反复复地进行着我们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么？穿梭于一个个的一文化之间，有时候是多重的（汉文化，藏文化，西方文化等等），但更多的是在汉藏的边缘。
甚至，有时候的我失去了本原。就像现在的我的思维，其后面的结构大多数是以汉语的力量在支撑着，我冥想我做梦我有时候都用汉语交谈，许许多多的藏语名词我都不知道如何表达，用母语的思维也渐渐淡化起来。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十年前我要数数字（不论心里默念还是在嘴上）绝对用的是藏语，而如今则会使汉语或英语。我和藏族朋友的交谈也时不时就会冒出很多的汉语词汇。这些例子看上去都琐碎细微，但是不论从年代较为久远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释梦理论看（我在梦里居然运用汉语这更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还是从近代的乔莫斯基的语言学抑或是从文化人类学的层面上看，这些或明或潜的意识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生活在汉地这么多年，在我整个人每一次思维、行动、话语背后的力量角逐中，汉语在某种程度上战胜了藏语！而成为了我的主导。
我是如此，我这一代很多的藏族人皆是如此！
不谈上一辈的人历史的复杂性，我们这一代生来就开始在学校接受我前文所述的双语教学，在小学初中汉语的好坏程度经常也决定了你在班上的受重视程度以及你的成绩的好坏，因为几乎所有的课都以汉语教授，考试涉及的藏语更是少而又少。日常生活中，藏语除了交谈和读专门的一些书，变得没有任何实际价值；普通话在社会每一个角落被大力宣传；街上的店面80%以上是汉族人在经营，商品包装上更加鲜见藏文。既然在一个社会上一种语言没有什么用，很自然就没有人会去学习它。在教育领域，很多人在小学考试后被遣送到内地从此接触到本族文化的机会少之又少自不必说，在本地读书的学生也因为必须参加统一的中考和全国性的高考，很少能将藏语深入学习下去。这一切从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语言开始，背后交织的种种文化的政治的自觉不自觉地角逐，使得我们这一代人都在两种不同文化的双重流浪中不断漂泊，最终的结果则是一群说着两种夹杂不清的语言的人，他们的思维和行动背后的语法结构也正像我必然是混乱不清的。
藏族如此，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又难倒不是这样么？.
诚然，国家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方面做出的努力我们有目共睹，但是毕竟在一个大的共同的国家体制内我们很多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客观上确实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而这，从某种程度上，却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在有十亿汉族人的中国，少数民族自然在人数，经济和政治的很多方面都处于非主流状态，在社会上他们也常常成为非优势群体。这就势必不利于他们本族文化的发展。我们必须承认中央政府做出的种种保护文化和语言的措施，但事实的发展却常常不尽如人意。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在与极其强势的汉文化的对话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存的勇气。这背后的机制诸多微妙我们不必细谈。但是事情既然发生了，我们如何做出反应变成了关键。
因此，假如我是人类学家（进入正题，这同时也是对自己，对中国所有人类学家的真诚期待），我就会去最被边缘化的地区做我的田野工作，譬如藏汉文化最为边缘化的是在青海、甘肃以及它们的交界处，是在云南以及云南和西藏的交界处，还有四川的某些藏族聚居地。在那些地方，人们的自我认同出现得分化常常非常明显：在血缘上，他们很多早已失去了明显的民族边界，是混血的产物；而在文化的认同上，比起在西藏这样一个相对由封闭的文化实体的自治区里的人们，由于地理和政治的原因，他们与汉民族的接触更多更频繁，嘴里面也更经常地说着汉语，通婚也很多，因而他们的认同在很多时候甚至是迷茫和分裂的，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的后代，该有怎样的文化认同。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他们就是未来的西藏的面貌，也是未来所有少数民族的趋势。因此在那些地域的研究常常显得比在西藏本身更加有意义，颇有预见未来的意义，从而也能更有成果更有其自身的反思价值。
这样的研究其实际意义究竟在何处？很多人常常讥笑人类学家们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儿干”才去做那些没有意义的研究。而我觉得在这样的研究成果出来以后我们不仅可以考究到这个地域的诸多隐秘不为人知的历史，更有意义的事在我们考察了这些处于多种文化交杂的边缘之地各种文化力量的此消彼长和他们各自的在每个时期的话语权的得失之后，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这些更加具体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比国家规定的法律还有实际的用处和良好的效果）作为对策，从而去更加有力地保护现今濒危的诸多少数民族的文化。如果措施得当，我相信在中国很特殊的情况下（很少见的一个大民族占了绝大多数人口比例的国家的情况），我们也是完全有可能在民族团结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多元文化的繁荣共生。而我们既然可以预见未来，为什么不去服务于现在的行动呢？
常常在想，一个人活在世上意义何在。我想，人类学，或许这就是我一生要致力的方向。不管前路困难重重，我仍然相信未来会更加美好。著名的藏族作家扎西达娃说过，当我们立于西藏的外面观察她的历史与变化，反而会有更加明晰的思路与更加敏锐的洞察力。而我，也将继续在今后在异文化中继续的漂泊与流浪中，探寻自己的根，守住民族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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